宁愿让学生在我身上划千刀也不想他们在病人身上错一刀,捐献热线永利皇宫登录系统

刘志才原本打算今年6月底就彻底“退休”的,但是这次又没能退下来。其实,5年前他就已经退休了,但因为没有接班人,他被医学院返聘。在过去的5年,他曾因各种原因想过“不干了”,但还是都没放下他做了41年的特殊工作:在青岛大学医学部负责接收捐献者遗体。
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从年初他就决定退休。性情如同老顽童的他,希望晚年生活能轻松自由,“但是又泡汤了”。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干下去,刘志才忍不住又答应下来。
农业技术员当了副教授
每天早饭后8点20左右,刘志才从黄台路的家里出发,沿松山路步行约10分钟,来到位于登州路22号的青岛大学医学部松山校区的办公室。从1976年进入医学院至今,41年里,刘志才专注于一项工作———收集、处理和管理人体标本。
刘志才像位老农:身体不高,背稍驼,头发花白,衣着老旧甚至有些破损,人一坐下烟不离手。年轻时在同事中,他年龄排行老四,老朋友、老同事习惯叫他“四哥”,青年小伙打趣地称他“四大爷”、“四爷”。
刘志才1952年出生,老家潍坊诸城,祖辈农民。初中毕业后,刘志才在公社务农。作为少数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他成为农业技术员,教村民给庄稼施肥用药。勤劳认真,干活干得好,“六年没挨过批评”,颇受当时公社领导欣赏。
1974年10月,当时的青岛医学院要办技术员班,学制两年,属中专性质,毕业后留校工作。刘志才不想学医,但他的小学老师帮他报了名。阴差阳错,原来想学农的刘志才学了医。
两年的学习和实习后,1976年7月25日,刘志才正式进入青岛医学院工作,任医学院人体结构学教研室技术员。
人体结构学教研室的工作分为三部分,除上课前为学生准备好需要的标本外,另两个部分最重要、最特殊:接收遗体和将接收的遗体制作成标本。用行话说,他们是“搞解剖的”。
刘志才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岗位上,后来随着青岛医学院并入青岛大学,他的工作单位到了青大。2012年退休的时候,技术员出身的刘志才已经是高级实验师,“相当于副教授的级别。”因此,外人也称呼他为“刘教授”。
退休那年,刘志才获得了“青岛市劳动模范”称号。但由于他的工作一时无人接替,于是他被医学院返聘。
41年接收遗体达上千例
做遗体接收和解剖,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更需要不怕吃苦和胆大心细。由于常年接触福尔马林药水,他双手被不断灼烧,几乎每周都要蜕一次皮,在制作标本30年的时间里,他双手蜕皮成百上千次。
2006年,刘志才做了最后一个标本。此后,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另一件事上:接收捐献者遗体。
刘志才回忆,在他刚工作之时有规定,“各地医学院有义务协助公安系统保存尸体”。于是,在除了在实验室给学生准备、制作标本外,刘志才还要去接收死囚遗体、无主遗体,最多时候一天接收4具。在还没有自愿捐献遗体的年代,这些遗体成为教学研究的主要遗体源。
1982年2月9日,青岛医学院教授、著名人体解剖学专家沈福彭教授去世,沈教授生前和他的好友、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约定,两人去世后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和教学,沈福彭教授成为青岛也是山东省第一个遗体自愿捐献者。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教授去世,遗体也捐献给了医学院。两位教授开创了青岛遗体志愿捐献的先河,也成就了一段佳话。刘志才和两位教授有过同事经历,对两位教授的举动非常钦佩。
此后,青岛的遗体自愿捐献开始逐渐升高,80年代每年捐献者有10例左右,90年代每年有20例左右,2000年开始慢慢增多,2016年达到70多例,今年已有44例捐献者。目前,青岛遗体捐献总数达到了695例。刘志才现在接收的遗体中,全部都是来自自愿捐献的。
与遗体打交道,很多人常常为此感到晦气。但是医学的进步、医学生的培养,离不开这些遗体做出的巨大贡献:医学专业必须以解剖学作为基础,而学习解剖就离不开标本和遗体。
刘志才见证了青岛遗体自愿捐献的全过程。在他看来,这几十年里,人们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捐献者越来越多,“有一位城阳老人,填写了捐献志愿书,后来搬家到海阳了。他怕去世后我不去接他的遗体,还特地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给他说我一定会去。”在刘志才看来,这些捐献者的做法伟大,想法朴实,“捐献的角膜能给别人带来光明,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帮着培养个好医生。”
具体接收遗体数目,刘志才算不清,估计也有一千多例。“拉遗体这么多年,我可以当团长了。”他打趣地说。
刘志才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他的手机都随时开着,以保证有捐献遗体的去世者家属能随时联系上他。刘志才有两个手机,其中一个就印在《遗体自愿捐献书》上对外公布,现在,这个号码几乎成了“捐献热线”,“等到不干了,这个手机号就交上去,以后接班的人继续用。”
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接到有捐献遗体的电话,他都会叫上接收遗体专车的司机,第一时间动身赶往捐献者家中,赶上天气不好,还要在暴雨大雪里来回奔走。有时候半夜十一点出门,回来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老伴担心他不想让他去,两人为此还闹过别扭。为了不打扰老伴晚上休息,两人一度分开睡,即使这样,刘志才也把手机声音调到刚好能在睡眠中听到,半夜接到电话后悄悄出门。有一年小年当天,刘志才刚把最后一个菜炒完端上桌、准备和家人共进晚餐时,接到遗体捐献者家属电话,他二话没说,立马出发。有一年大年初三,电话一响,刘志才夺门而出。
“人家捐献,很伟大,打电话过来,老让人家等着,不好。”刘志才说,又一次凌晨5点他接到一个电话,向殡仪馆叫车去接收遗体,但是殡仪馆车要排队,一直等到早上9点,去到捐献者家中后,对方很恼火,刘志才只能赔不是,解释原因。
如果同一时间接到两个捐献电话,他则会请示其中一方少晚会赶到。即使顺路,刘志才通常一次出车也只接一位捐献遗体回来,然后再折返去接收另一位。他觉得一次出车把两位捐献者都拉上,捐献者家属会不高兴,这也是对捐献者的不尊敬。遇到二三十岁的年轻捐献者,他也感到可惜,“这么年轻就没了。”
有时候,他也遇到过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完成捐献,比如一位有捐献遗愿的老人去世后,老伴打电话让刘志才去接收遗体,但是去到后老人的女儿不同意捐献。结果母女俩因此吵了起来,刘志才白跑一趟,不光不生气还会安慰家属,“捐不了就不捐,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
填好表、盖好章,在捐献者家中办完交接手续,刘志才总是询问对方是不是要到医学院做告别仪式。如果有告别仪式,家属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每次接收完遗体离开时,65岁的刘志才总是弯腰鞠躬,向家属表示感谢。在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他忙前忙后,和捐献者家属一起,向捐献者鞠躬致敬。仪式结束,捐献者家属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刘志才告诉家属,在遗体使用的时候,学生们还会举行个仪式,缅怀捐献者。
常年劳累一度病倒
长期无规律生活,再加上吸烟和年龄原因,2015年年初,农历春节前,刘志才突发脑溢血。这次住院休养1个多月,春节也是在医院度过的。
刚出院刘志才就闲不住,紧接着就干活。老婆担心他,发脾气,但管不住他。住院回来,刘志才左手很长一段时间不受控制,他的精力大不如以前。直到现在,刘志才还每天两次吃着大粒中药丸,不过忙起来他也经常忘了吃药。
2015年4月,刘志才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于是学校又招进一位江西的学医出身的“90后”小伙刘宇锋来帮他,大小刘搭档工作。刘志才的胆大、不怕吃苦、做事认真,让刘宇锋非常敬佩。老刘很快成了小刘的偶像。现在,当需要接收捐献的遗体时,爷俩通常一起出发,尤其是在晚上。
因为这份工作全年没有上下班时间,刘志才近30年来除了仅有几次短暂的回诸城老家外,没再出过青岛。今年7月25日,他工作就整整41年了。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同事杨桂明这样评价刘志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刘志才,大家不由竖起大拇指,“做到这么好,真是不容易!全国也没几个这样的人吧?”“都能上感动中国了,你说是吧?”刘宇锋丝毫没有开玩笑的表情发问。刘志才自己倒是有些不以为然,“我父亲说,什么事都要有人干,只要人真能吃苦,都能干好。”刘志才说,父亲也是干起活来不着家的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刘志才说,他原本打算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全国各处走走,要去的地方他都规划好了,“去北京,去沈阳,去长白山,去北大荒,小学课本里说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看看是什么景象。”除北上外,南他还计划南下去苏州、张家界、井冈山、长江三峡……说起这些来,他显得有些兴奋。剩下时间再学习些农业种植技术,年轻时候想学农却学了医,他感觉“有点遗憾”。
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个愿望。刘志才这次又没能退休,在不限期的继续从事着自己奉献了41年的工作。(原文标题:青大教授41年遗体接收路:手机号成“捐献热线”)

  这两天,浙大医学院寄出了好多份遗体捐献志愿书,因为清明节后,有多人向他们提出了这个申请,也因为很多人被一群“无语良师”感动了。

:2009-04-01 14:34:00

  日前,400多人聚集在浙江大学的无语良师碑前,缅怀618位“无语良师”。前排的参加者大多上了年纪,有的人头发已是花白。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浙大医学院的学生,他们统一穿着白大褂,手里攥着一枝白菊。

清明节前一个星期,北京长青园

  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退休的徐鸣一身灰黑色的打扮,在缅怀“无语良师”活动开始之前,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签署了一份遗体捐献志愿书。

骨灰林《生命》纪念碑前,祭扫者络绎不绝。3月29日上午,一场“生命追思”悼念活动在此举行。

“无语良师碑”上

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大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卫生学校的300余名师生及北京红十字会、北京解剖学会的人员,向这座为纪念志愿捐献遗体者而修建的纪念碑献花,并三鞠躬。

深深地刻着618个名字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1999年至今,北京有1万余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其中有817人已完成了遗体捐献,供医学院校学生教学研究使用。

  2012年,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碑”建成,三块一米多高的独立的花岗岩上刻着遗体捐献的意义和618个名字,这618人是浙江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所有遗体捐赠者。它们围成一个敞开的U型空间,怀抱着一棵万年青。这块碑就这样安静地站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中心花园内。

医学院学生向“生命碑”献花

  而最近,签署遗体捐赠志愿书的人又多了一人——徐鸣,退休前曾是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一员。她来到了“无语良师碑”前,默然地看着碑上“徐陬(音zōu)”的名字好长一会儿,转身走进了安置骨灰盒的房间里。桌上摆着的医学脑标本便取自徐陬的身体。

2004年3月31日,由北京市红十字会修建的《生命》纪念碑正式落成揭幕。291名已经实现捐献遗体者碑上留名。

  徐陬是徐鸣的父亲,曾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一生从医的他经常向家人感慨:“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解剖台,站在后面的同学根本就看不到老师是怎么操作的。你们在我去世后把我的遗体捐献给我的母校,让我最后再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吧。”在1997年因病去世之后,家人便按照遗嘱,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母校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

今年3月29日,面对“生命碑”上817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医学院校的学生们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缅怀为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奉献出自己遗体的“无言良师”。

  “我是因为父亲才学的医,毕业后也进入了医科院。”对徐鸣来说,她与父亲既是校友,又是同事,“我的父亲是我们医科院第一个捐献遗体的,我的同事是第二个,现在我要做第三个。”

“生命追思”活动结束后,许多学生仍不愿离去,有的在纪念碑前整理着花篮和花束,有的则轻轻读着刻在碑上的那一个个名字……

  徐鸣每年清明节都会来浙大看看父亲,这次,徐鸣当场签署了自己的遗体(组织)捐赠志愿书。“到我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不要抢救,把遗体捐给学校,如果我死亡的时候,器官还派得上用场,就捐给可用的人。”徐鸣对丈夫说。

首都医科大学一名学生说,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给她带来的触动和震撼,远比上课前向捐献者遗体鞠躬时来得深切。

  徐鸣走的时候,特地多拿了一份志愿书,带给她一起在医科院共事过的同事,“她说要做我们医科院第四个捐献遗体的,我们要一起把医科院的这个传统继承下去。”

据北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生命》纪念碑的修建同时也给捐献者的亲友提供了一个纪念、缅怀和祭奠的场所。每年3月,长青园工作人员都会将上一年实现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碑上,并给之前刻上去的名字重新贴上金箔。

  和徐鸣一样,老人王敬东也特地来看望父母——陈锡臣、王梦仙。两人的名字在“无语良师碑”上并排刻着,这是在2016年的清明节刻上去的。陈锡臣曾任原浙农大副校长,是国内研究小麦的专家,也是浙大农学院退休教授。王梦仙生前一直和丈夫住在浙大华家池校区,两人是校园里有名的百岁夫妻。

报名捐献者最小仅8岁

  王梦仙一直体弱多病,让儿子去打听哪有遗体研究所,“我走了之后,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研究研究,搞搞清楚怎么会得这么多的慢性病。”但这件事,她却一直没有告诉丈夫陈锡臣,直到把表格带回了家里,被丈夫发现。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工作了81年的陈锡臣知道后说:“好呀,我们一起捐!”

北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自1999年负责开展遗体捐献工作至今,北京红十字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大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设立的3个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已接受1万余人报名,其中一半以上为老人。报名者中,最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已近百岁。捐献者的遗体将供医学院校学生教学研究使用。

  两人约定一起把遗体留给浙江大学医学院作科研之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名字刻在一起。

首都医科大学捐献遗体接收站的王卫教授还记得,2005年9月,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99岁的严镜清老先生的遗体,按照其遗愿捐赠给了首都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科学研究。

签名捐献和看着亲人被搬走

王卫说,近几年来,报名捐献遗体者从最早的医生、教师已扩展到工人和农民。

感受完全不一样

1、捐献遵循自愿、无偿,只接受完整遗体,不接受单纯器官。

  “现在自愿捐献遗体的人慢慢增多了,对于教学来说,基本能达到供需平衡。”浙江大学解剖学课程组组长凌树才教授会给临床医学大三的学生上解剖课,目前,浙大医学院储备的遗体能满足10名学生共用一位“大体老师”,这在国内已经是最优的条件了。“10人一组,每5人负责一半的身子,再加上需要有人专门在一旁记录、查资料,基本上大家都能上手实践。”

2、捐献时需直系亲属同意签字,捐献后骨灰不返还。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接收零散的遗体捐献,再到2016年开始和省红十字会合作,近年来,浙大医学院一年能收到近100份的遗体捐献同意书,捐献者大多来自浙江本地。收到同意书后,医学院会定期回访,待捐献者过世后,医学院便派专人开中巴车去接遗体。有时候,多地同时打来电话,实验室必须先接回一位,安放好,再去接第二位。这是实验室的规定,“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能同时运送。”

3、本人临终时,直系亲属或委托人应尽快通知接受单位,由接收单位派车接收遗体。并向家属核发《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书》。

  对于亲人来说,眼睁睁看着至亲的遗体被运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4、为了保证捐献的遗体健康卫生,不至造成各种污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国家规定的甲、乙类传染病人的遗体不列入志愿捐献遗体范畴。如鼠疫、病毒性肝炎等。

  有时医学院的车子都开过去了,但是家属突然就不愿意了,哭着不让人把遗体运走。“在文件上签字和看着亲人被搬走,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能理解。”凌树才教授回忆,“如果家属的心情不能平复,我们不会强求,也就回来了,尊重家属的意愿放弃遗体捐献。”

5、遗体接受范围:常住北京市的公民遗体。

  在遗体捐献的基础上,2015年4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正式成立,为研究人脑的疾病无偿地提供脑组织样本。“如果说遗体捐献已经有点让人于心不忍的话,脑捐献就可以算是强人所难了。”因为脑捐献涉及的是最为精密的人脑,在过世之后必须在12小时内便取出,放入冰库里保存,对于刚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凌树才教授说,医学院当时就从遗体捐献者那里入手,一个个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还愿意捐献人脑,现在已有上百例人脑捐献。和捐献遗体者一样,人脑捐献者的名字同样会被刻在“无语良师碑”上。

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电话

  尽管凌树才教授对遗体捐献的现状表示乐观,但对全社会,说服大家捐献遗体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北京协和医学院:65296975

  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季云松说,2016年省红十字和相关医疗机构、医学院启动了遗体组织捐赠的接收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共实现人体器官捐赠850例,遗体捐赠累积实现255例。“遗体组织捐赠起步较晚,公众知晓度还有待提高,很多医学院教学遗体仍然不足,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医学部:82802466

  “我们每年实际接收到的遗体数大致在50~60例,这一水平已经维持了5~6年左右了。”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姜华东介绍,这样的遗体接收数量能够维持目前10~12人一组的解剖教学课需求,但若要达到最理想的6~8人一组的教学状态,就要让每年的遗体接收数翻一番。

首都医科大学:83911443

面对大体老师不敢辜负

捐献者从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领取一式三份的登记表填写

  解剖课是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必修课之一。同学们会把这些“无语良师”尊称为“大体老师”。

将公证证明和填完的登记表交回遗体捐献登记站

  “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围着一具大体老师,虽然有着很难闻的福尔马林的味道,但我们每个人都很珍惜这一次的上手机会。”浙大巴德年医学班大八的学生励夏炜谈起第一次看到“大体老师”的场景。

遗体捐献者去世后,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将遗体运回

  第一节课上,老师不讲解剖学的知识,而是先介绍这些大体老师们的生平。同学们被要求不能化妆,要统一穿着白大褂,课前集体默哀。

医学院校将遗体做防腐处理,在专用药水中浸泡2至3年

  之后的每节课,老师会先通过PPT授课,然后同学们进行操作。上课场所前半部分是教室,后半部分是解剖手术台,“大体老师就放在里面,每次上课摆上来,老师们就在各组间巡回指导,我们不会了就喊老师来帮忙。”一节课学习解剖一个身体的系统,解剖过后,这一部位便不能再重复使用。划开皮肤,然后再去浅筋膜、深筋膜,观察肌肉、血管、神经。“我第一次知道手术刀有多快。”临床医学专业的马洪昆感慨道。

经防腐处理的遗体用于教学解剖使用,周期一年左右

  大体老师会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学期结束,“大体老师”便实现了使命,由实验室送去火化。姜华东告诉记者,当捐献的遗体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们会完成缝合,恢复遗体的遗容,“这也是最后的一种尊重吧”。

医学院校将使用过的遗体送至火化场火化

  “开学要上局部解剖学,有点小激动。”马洪昆这么说着,“但听完老师的介绍以后,激动的感觉就没了,就只是不想辜负‘大体老师’,一开始都很小心翼翼。”

10余学生解剖一具遗体

  “作为一个医学生,感觉能回馈给‘大体老师’们的很少。只能通过日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来回馈帮助过我们的老师、用躯体作为教材的老师们。”临床医学大三学生潘梦琪告诉记者。

首都医科大学捐献遗体接收站的王卫教授说,对于医生来讲,解剖课是最重要的一课。不经过解剖研究,光靠书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钱江晚报》2018年4月10日12版

据王卫介绍,现在临床医学教学标准,平均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尸体。首都医科大学每年都有1000多学生需要上解剖课,需要遗体数量很大。但由于遗体缺乏,现在十几个学生解剖一具遗体。

“10多个学生解剖一具遗体,已经是很大改观。”王卫说,红十字会没有发起遗体捐献前,医学院校用作教学的遗体,一般是通过医院、公安等部门寻找一些无主遗体。从1999年首都医科大学开设志愿捐献遗体接收站以来,已有2000多人报名,目前接收遗体170余具。

“我死后又能和老伴一块了”

妻子称与丈夫报名捐遗体,丈夫去世后名字已上“生命碑”

今年清明节前,年过六旬的刘慧文再一次来到《生命》纪念碑前。

丈夫杨玉山的名字被刻在碑上。

“我死后,又能和老头子在一块了。”她说。

她,也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

2006年8月初,刘慧文与丈夫杨玉山一起在遗体捐献单上签字。

谈到捐献原因,刘慧文笑着说:“其实我们也是新事新办,没有那么高尚的想法。”

刘慧文说,邓小平死后捐出眼角膜使她很受感动。而她又觉得死后买墓地及以后的安置都很麻烦,要是把遗体捐了,不光儿女省事,也能给医学教研做点贡献。

但真正让刘慧文下定决心捐献遗体的是丈夫杨玉山。

2003年,杨玉山患脑梗塞住院,之后的两年里病情加重,半身不遂,连话也讲不出来。

刘慧文说,当她和丈夫说起她想捐献遗体时,丈夫很赞同,不住地点头。后来他俩在遗体捐献单上签字时,“老杨使劲拽着我的手,抖动好半天才写上名字。”

半个月后,杨玉山去世,遗体被送去做医学教学。刘慧文为丈夫领回了一本荣誉证书。

2007年的清明前,她在长青园骨灰林《生命》纪念碑上,看到了丈夫“杨玉山”的名字。

“遗体捐献暂不会立法”

有医学专家称捐献遗体用于临床教学,非全社会的需求

有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担心,亲人的遗体是否能确保用于教研,怎样使遗体捐献后程序更透明化?因此呼吁尽快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北京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于恩华教授说,捐献遗体一般只用于临床教学,本身不是全社会的需求,短时间内立法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称,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有了法律依据。但器官移植只是遗体捐献诸多作用的一方面,遗体捐献的更大作用体现在医学教研方面,而与这方面有关的全国性法规并未出台。

在2000年12月15日通过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中规定,接受单位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完整记录遗体的利用情况。捐献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执行人有权查询遗体的利用情况;接受查询的单位应当答复。

对于遗体用途,捐献者家属是否有充分知情权?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卫表示,捐献者在申领捐献表格时,医学院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捐献者及家属,遗体将用于局部解剖和系统标本制作两方面,最终保留不会十分完整,火化后骨灰不再交付家属。

对于有人担心捐献的遗体会被用作他用,王卫表示“这种顾虑不必存在”。他说,遗体捐献不像器官移植,人死后,遗体中的主要组织不能再次活体利用,因此不存在商业交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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